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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，从春秋战国到清朝灭亡前之间，有669个年份中出现过疫灾，也就是平均每4年就发生过1次瘟疫。那么，瘟疫在古代中国是怎样的？

发生大疫的原因主要有四类：一是气候反常，包括大水、大旱、奇热、奇寒等；二是动物活动异常，包括鼠害、蝗灾、蝇灾、蛾灾等；三是社会因素如战乱等；四是其他自然因素如陨石下落、海啸等。

古代中国的瘟疫不只是天花，古籍中记载的名头有数十种，如疫、疫气、疠气、疫疠、温热、天行、疠、瘥、大头瘟症、疾疫、大瘟、痘疹、痘疫、疙瘩瘟、羊毛瘟、疟疾、天花、番痧、螺痧、痧症、鼠疫、鼠瘘等。

瘟疫一旦爆发，靠人力主动扑灭，这在古代是极难的，可谓是灭顶之灾。综合古书记载，古人抗疫主要靠“防”、“治”、“助”。

中国人早在汉代就意识到，疫病“防”胜于“治”。张仲景的《金匮要略》一书中，从食物来源、气味、色泽、存放和污染等情况，科学地介绍了各种疫毒、致毒、致瘘等后果。

东晋葛洪在《肘后方》一书中，记有民间用狂犬的脑子敷涂在人体被狂犬咬伤的伤口上，便能预防狂犬病。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免疫的记录。最典型的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。成于1567年的俞茂鲲所著《痘科金镜赋集解》一书，记有安徽太平县以接种人痘法预防天花。1681年，康熙皇帝下诏全国推广人痘法以预防天花流行。

在瘟疫面前，老百姓是无能为力的，可谓是“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”。不过，一旦瘟疫真的发生，政府往往会出手救治。中央政府会派遣医官到疫区，携带药品，现场救治。比如康熙十九年，就遣太医官三十员，分治饥民疾疫。一些地方官也会组织医生进入疫区进行疫病的救治。

一旦疫灾爆发，官府和地方的乡绅会立即承担起灾民的安置工作：赈灾施粥、派送医药、疫病教育、机构救助等。一般来说，官府会在疫灾过后会减免疫区租赋、鼓励垦荒等，促进疫区经济的恢复和人口的稳定。

那么，作为古代疫情隔离治疗的“火神山”“雷神山”是怎么样的？

为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，武汉在短时间内迅速建起专门医院“火神山”和“雷神山”。在古代对突发性疫疾也采取隔离治疗，并且建有类似“火神山”“雷神山”式的医院。

秦朝时就设有疠迁所，是当时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隔离治疗医院，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医院。在秦朝，人们如果发现身边有人染上麻风病时，要立即向官府报告，官府将患者抓捕后，并经过医生确诊，将其送到疠迁所进行强制隔离，以防止麻风病毒传播蔓延。

《汉书》记载，元始二年（公元2年）四月，郡国发生大旱灾、蝗灾，青州尤为严重，赤地千里，饿殍遍地，瘟疫大流行。面对严重的灾荒和疫情，王莽积极布置救灾防疫，并带头捐款。还在长安城中造一条闾里，建邸舍房屋200区，朝廷将灾民中的染病者安置在其中，派来医生，送来药品，进行隔离医治，以防止相互传染。

朝廷撤销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，改为安民县，建起官署与住房，招募贫民迁居于此，由县官发给口粮，并分配土地与生活用具，借给犁耙、耕牛、种子和粮食，让灾民病愈后在这里安居乐业。

北宋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七月，52岁的苏轼得到皇太后的恩宠得以东山再起，到达杭州任太守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在他上任不久，杭州大旱，颗粒无收，饥民哀嚎，流离失所。由于饥民食用死掉的家畜家禽，造成疫疾大流行。

苏轼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，很快建起了一处病坊，取名“安乐坊”。据记载，安乐坊在三年时间里就医好了上千个患者。后来朝廷充分肯定了苏轼的做法，将安乐坊收归朝廷管理，更名为“安济坊”，聘请道士主持经营，并拨付经费，还赐给该院医护人员“紫袍”，使其具备了“公务员”身份。宋徽宗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，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，专为穷苦人治病。

古代中国虽然瘟疫常发生，但我们从未向瘟疫低头，不断摸索着疫病发生的内在规律。相比于古代中国，今天的我们有更先进的医疗技术，更丰富的防控经验，完全有信心、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。相信这次疫情很快会过去的，中国加油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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